科技向善視角下主流價值傳播的內涵與策略
發布日期：2021-11-15 15:31:15
科技發展是大眾傳播和媒體發展的推動力。但近年來，由于技術的不當使用，隱私侵犯、謠言泛濫等一系列負面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尤其在內容傳播層面，以算法篩選與推送為特征的媒體產品開始出現內容單一化、淺薄化、失真化的現象，嚴重影響了主流價值的廣泛有效傳播。針對當前人與科技不和諧關系造成的技術濫用與人的異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為用新技術服務主流價值傳播指明了方向，也意味著科技為主流價值服務是實現主流價值引領的應有之義。近年來，一場以“科技向善”(Tech for Social Good)為主要宗旨和倡議的研究、對話和運動正在全世界范圍內興起，并引起政府、企業界、學術界、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參與。科技向善的提出讓全世界再次深刻意識到科技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諸多問題，并從全新視角尋求共識與解決方案，從而真正激發技術之善，提升人性之善，實現社會與技術的良性協調發展。那么，到底應當如何理解科技向善？科技向善與主流價值的關系是怎樣的？科技向善理念又應當如何賦能、促進和引領主流價值傳播？“科技向善”理念最早出現并流行于西方投資領域，英國人保羅·米勒及其同僚希望以此理念孵化具有成長性的初創企業，并將技術創新與社會變革緊密結合。科技向善的提出給技術型企業提供了具有前瞻性和公益性的發展視角，近年來逐漸受到關注和認可。部分非營利性組織及國際發展組織，如國際家庭在線安全協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在其活動中都曾采用該理念以倡導通過數字產品實現社會目標；斯坦福大學也曾連續兩年開設“科技向善”課程，培養更具責任感的科技應用人才。近年來國內學界對該理念探討研究的熱度也不斷增長，信息經濟、計算機軟件及應用、新聞與傳媒等學科領域均有相關研究成果。總體來看，在探究科技向善的內涵時，較為普遍的觀點是，科技向善的實質就是“人向善”，即擁有社會責任、道德禮法、喜怒哀樂的人駕馭技術，通過技術創造社會的善。該觀點將人與技術的關系作為考察重點，并強調和肯定了人之于技術的能動性和重要性。但是，目前對于人到底如何運用自身的“善”去引導技術的“善”還缺乏深入的討論，也缺乏對科技向善如何響應并拓展主流價值人本內涵的探析。人與科技的關系必然走向“后天人合一”。科技是人的產物。人與科技的關系，以哲學眼光看也即人與世界的關系。由此可見，更好地理解科技向善，需要放在人與世界的關系視角中進行審視。我國著名哲學家張世英將人生在世的兩種結構總結為“主客二分”與“天人合一”，這兩種結構又先后經歷了“前天人合一”“主客二分”“后天人合一”三個發展階段。以此類推，人與技術的關系同樣經歷了類似的三個階段。在“前天人合一”階段，科學技術剛剛降臨于人類社會，并爆發出強烈的能量。人一方面享受科學技術帶來的種種物質便利和心靈幸福之時，一方面也對科技產生了相對原始、純粹甚至是非理性的科技崇拜。隨著科技的進一步發展，技術的神話性得到加強，但是負面性也開始出現，又引發了人類對技術的反思與恐慌，甚至是對自身能力的懷疑。對倫理和情感的挑戰也促使人從技術崇拜中脫離，轉向“主客二分”階段。科技與人之間的對立如何彌合?科技與人到底誰執牛耳？“技術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延綿不休的爭論便是這一階段性特征的明證與產物。然而，事物必然呈現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趨勢，人與科技必然從“前天人合一”“主客二分”走向“后天人合一”階段。張世英解釋“后天人合一”為既包含“主客二分”在內而又超越之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說，在前兩個階段產生的對科技的崇拜、迷戀、恐懼、抵制、征服，只是對人與科技相互關系的階段性與片面性反映。“后天人合一”承認“我”與科技的不同，但更加強調對這種對立關系的超越，從而實現主客體的相融共處、人與科技的攜手共進。“后天人合一”的最終技術體現是“人聯網”。海德格爾的“此在”與“世界”可以用來生動地形容“后天人合一”所主張的人與科技的關系：人在技術世界之中存在，而科技也需要在人的世界中、由人發明、由人的“靈明”引領。對于Z世代來說，他們與科技共處的關系先于對科技的認知與利用的關系，嬰兒降生于科技世界中，早在他們認識到手機等智能設備是獨立于自我之外的客體之時，已經在或被動或主動地使用他們了。從技術發展的進程來看，即將到來的“人聯網”時代將真正從技術層面使“后天人合一”成為現實。作為“互聯網”“物聯網”之后的第三代網絡形態，“人聯網”意味著將“人體信息”和“人工智能”進行連接，也即在信息互聯與物品互聯的基礎上實現生物信息和計算信息的連接。學者哈維爾（Miranda Javier）等指出，“人聯網”旨在將人整合為物聯網宇宙中的一等公民，從而為開發新型的人性化服務和應用開辟道路。因此，在“人聯網”的世界里，“此在”與“世界”的關系愈加深化，人與技術也愈發難舍難分。在日益復雜的媒介化社會語境下，“人聯網”概念在理論層面具有的深刻人本內涵，為解決人與科技的矛盾對立關系開辟了全新道路；在實踐層面則為人、科技與觀念之間的全新邏輯關系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也就是說，當我們困惑于“科技向善”與“人向善”之間的關系時，應當從“人-觀念-科技”三位一體的角度在全新的網絡社會形態中錨定坐標、尋找答案。“善”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世間的德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與善相應。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傳統文明的道德觀對于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建設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從哲學層面來看，所謂“善”，其實是為大部分人所認同的人生智慧和世界本質，是可以促進人類更幸福、世界更美好的認知和方法。所以，是為“大善”。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撫順市雷鋒紀念館時指出，積小善為大善，善莫大焉。因此，“善”與“主流價值”是一體兩面的。“善”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是為人類共同命運謀福祉的，其必然也是一種主流的價值觀。從“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發，科技向善是實現主流價值引領的應有之義，需要打破人、主流價值和科技之間彼此對立和分割的關系，從“人-主流價值-科技”三位一體的角度拓展和深化科技向善與主流價值的關系。具體而言，就是要充分挖掘、利用和發揚科技本質特征、性能和規律中的“善”，從而開拓和豐富主流價值的內涵，促進主流價值的傳播和引領。人類社會的進步是科技推動的，技術本身有大善的一面：蒸汽機提高工作效率，無線電通信節約溝通時間，網絡傳播技術的普及增進人們的相互溝通與理解，等等。因此，科技向善不是人類的外在愿望與訴求，而是科技的內在要求與動力源泉。科技愈向善，則觀念愈善，反之亦然。在“后天人合一”主導的邏輯背景之下，人在認識技術、系統地使用技術的過程中，逐漸獲得“技術需促進人與世界的福祉”這一意識與行動能力。換句話說，主流價值融于科技之中，人不需要專門經受主流價值的教育和學習再駕馭技術，而是從小便在日常生活接觸科技的過程之中默默體悟科技之善，逐漸加深對主流價值的認同。因此，主流價值包含善，同時可以補充科技向善中的人本內涵；反過來，科技向善可以豐富主流價值的內容體系，助力和引領主流價值的傳播。科技是講求“平等”的。數學公式中永遠不會缺席的元素就是等號，等號代表一種真理，左邊和右邊永遠是物質基礎上相對等的。在區塊鏈的分布式存儲和數據交換技術中，數據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存在，人人都有參與使用權，這也是一種平等理念。因此，追求“平等”是科技發展的內在要求和最終方向。以科技向善促進主流價值傳播，應當充分體現科技的“平等”善，在不違背科技倫理和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前提下，在科技的界定、應用和推廣過程中應當堅持聽取和吸納多元意見，堅持倡導技術平等賦權。2018年，杭州市第十一中學的“智慧課堂行為管理”系統引起了不小的爭議。該系統通過表情識別與姿勢識別技術給學生的課堂表現打分，學生的課堂行為分為閱讀、書寫、聽講等6種，面部表情分為中性、高興、反感等7種。每種行為與表情都會賦予相應的分值，一節課結束后由系統將學生本節課的表現得分呈現給老師。這個案例中，算法技術首先通過機器學習得以識別什么姿勢歸類為“趴著”，什么表情歸類為“驚訝”。這一識別過程是中立的。然而，設計者又給系統定義了一套價值判斷邏輯，“難過”的分值低于“高興”，“閱讀”的分值低于“舉手”。這一做法較為簡單和粗暴地對學生的學習行為進行價值判斷和引導，而且在教師（管理者）和學生（被管理者）之間構建了一種非平等的地位關系。相反，如果將技術的使用權對學生進行一定的讓渡，把系統識別后的原始數據結果交由學生進行分析和判斷，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學生的自我認知水平和自我管理能力。張世英認為，“后天人合一”具有“非對象性”特征，“承認人有卓越的地位，不等于認定人是主體，物是被認識、被征服的對象”。這一理論在反對主客二分的基礎上強調了人的主體性、創造性和能動性。因此，在主流價值的傳播引領中，需要時刻注意吸納和體現科技的“平等”之善，在防止追求絕對平等的前提下讓更多主體參與技術的使用，從而更好地克服科技的機械性短板，張揚人的非對象性優勢。為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要加強對用戶的科技賦權。2021年8月27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就《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征的選項，或者向用戶提供便捷的關閉算法推薦服務的選項。一直以來，“是否推薦”與“推薦什么”的權力實際上都掌握在平臺運營方手中。科技使用權的過于集中也導致了信息傳播的偏狹與單一。這一管理規定的設計與提出實際上就是要突出信息傳播者和消費者在科技使用上的平等地位，從而促進價值傳播的全面客觀與公平正義。其次，要著力提升全社會的科技素養。在追求科技平權的過程中，多元主體不但需要掌握科技使用的權力，同時還必須具備駕馭科技的能力。在“十四五”開局起步之際，黨和國家大力倡導提高全民科學素質，印發《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年）》，以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科學精神為主線，以深化科普供給側改革為重點，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民科學素質建設作出系統全面規劃。在這一背景下，主流媒體應當更多承擔起提升全民科技素養的重任，助力科技創新和應用人才培養。例如，科技日報從2018年開始發起并一直致力于以填補教育鴻溝、提升全國青少年科學素養為宗旨的“AI教育公益助學活動”，喚起公眾對科普教育的關注和重視，推進城鄉科技教育資源的互助。“平衡”善：以“有限”取代“無限”，以“全面”替代“片面”科技也是講求“平衡”的。富蘭克林提出正、負電荷的概念，電荷是守恒的、對稱的。同樣，要創建真正身臨其境的虛擬現實感，VR設備需要在圖像分辨率、視場、刷新率、運動延遲、音頻/視頻同步等參數上實現動態平衡。因此，以科技向善促進主流價值傳播，需要充分發揚技術的“平衡”善，在信息量上以有取舍的“有限”取代無價值判斷的“無限”，在信息質上防止以“片面”的主觀性掩蓋“全面”的真實性。進入數字網絡時代以來，信息得以快速且大量地生產與復制，這一度被認為是科技優勢的集中體現。然而，從“善”的角度出發，更多并不一定能代表更好。更多的數據收集、信息呈現、算法分析，或許僅能滿足人的“解釋性欲望”，即人因為自己正在被傳感器等智能設備監測與記錄而感到安心，似乎通過數據能掌握自己的一切。然而，實際上，每天堆滿信息的顯示屏只能換來人對數據的麻木，甚至不必要的焦慮。另外，在勸導性商業邏輯加持之下，更多平臺和自媒體片面追求流量，依靠成癮機制誘導用戶增加停留時長和消費程度。這樣的上癮模式已經受到大眾的質疑與一定程度的約束。當然，在主流價值傳播過程中，也要避免從天平的一邊倒向另一邊，避免從提供過多無意義或負面信息倒向一味地灌輸正面信息。事實上，大多數積極因素，無論多有益于身心健康，都可能會被技術過度消費。例如，各主流媒體平臺嘗試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之所以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其原因之一就是算法的“失衡”，一方面提供的內容過于單一，局限于教育、美食、寵物等設計者眼中的積極或中性要素；另一方面，過于強調信息的個人匹配，雖然滿足了個人的興趣與志向，卻也失卻了開闊的視野與多樣的可能。然而，從教育學的理論出發，人的是非觀需要在善惡兼有的環境中進行培養，人的成長也萬不可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以及接觸大千世界的機會。因此，我們的媒體應當在內容傳播過程中注意踐行平衡理念，采用更為平衡的算法機制，一方面把握好信息輿論中善惡關系的敏感度和干涉度，另一方面處理好信息推送的個體匹配與群體匹配關系，鼓勵和引導受眾積極地參與、體驗和培養對主流價值觀更為廣泛和全面的認知體系。對技術向善的實踐者來說，最大的挑戰就在于進行適度寬松的節制或適度謹慎的放縱，并探討以主流價值為標準確定合理臨界點的方式方法。近年來，學界和業界正在攜手探索的“建設性新聞”實際上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踐行“平衡”善的思路與方法。揭露問題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是為了更好地激發公眾的對話和參與，是為了更好地弘揚社會的真善美。這實際上也推動了對如何在公共傳播時代重塑媒體的社會價值，并由此重新定位主流價值傳播理念路徑的全面反思。科技是講求“超越”的。數學中的極限、羅素悖論、超實數、射影幾何、擴展的實數軸等主題均涉及“無窮”的概念，而無窮的關鍵在于超越邊界。以科技向善促進主流價值傳播，應當深入踐行技術的“超越”善，大膽超越大眾媒體現有功能和邊界，通過開掘和發揮媒介技術的潛力主動融入并加速社會生產生活的媒介化進程，通過發揮更多社會功能、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不斷創新和豐富主流價值傳播的機制路徑。如今，社會風險化程度不斷加深。人口老齡化、環境污染、疾病流行、資源枯竭等挑戰不斷威脅著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這些社會問題的解決非國家和政府可以獨立承擔的，而是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更需要主流媒體或互聯網平臺在其中充分利用媒介科技特長積極參與到國家建設、社會公益和社會治理事業中。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主流媒體和各互聯網平臺或利用大數據挖掘實時追蹤病例增長情況、開展病毒溯源分析，或利用動態可視化、知識圖譜等新技術普及科學防疫知識、助力健康傳播。在脫貧攻堅戰中，媒體主動出擊，利用電商直播、云購物等形式探索媒介科技攜手扶貧新模式，為精準扶貧提供更多信息服務、輿論支持。截至2020年12月30日，芒果扶貧云超市在湖南省42個縣市開展了農產品電商直播活動，共計8164名農民入駐云超市，上架33004 種湖南特色農產品，完成直播26988場，培訓新農人6000多名。32個省（區、市）350個城市的75.5萬名消費者購買了184萬單湖南特色農產品。芒果扶貧云超市的直播與湖南衛視大屏新聞節目中的扶貧新聞聯動，直接帶動扶貧農產品全網銷售近30億元。這些案例很好地體現了媒體運用新科技在服務國家建設和社會治理方面的巨大潛力。無論對于主流媒體還是互聯網平臺來說，服務于主流價值傳播應當不僅僅停留在信息傳播層面，而是要勇于超越現有邊界，在媒介化社會進程中主動融入社會進步升級的方方面面，如數字應用的適老化、公益行業的數字化升級與社會創新等，多途徑、多渠道、多手段承擔起主流價值傳播和建設的重任。更進一步，對于媒體來說，通過親力親為的社會責任踐行，主流價值已經超越“傳播”層面而進入“實踐”層面。在抗擊疫情中對真理和科學的追求，在脫貧攻堅中對平等和美好的向往，這些主流價值觀都在媒體不斷超越自身的社會實踐中釋放了強大的示范效應，起到了廣泛的帶動作用。在“后天人合一”式的技術發展階段中，人、價值、科技呈現出一種相通相融的狀態，而隨著更富人本主義內涵的“人聯網”建設，人因接受技術中的善意而獲得主流價值熏陶，并持續以向善的價值理念發展技術，進一步推動主流價值傳播力的落地、影響力的生根。挖掘與發揮技術本質中的“善”，探討科技向善視角下的主流價值傳播內涵與策略，對媒體平臺的健康發展意義重大。當代中國媒體平臺必須實踐科技向善，肩負起重塑網絡社會環境、推動國家社會發展的重任，通過科技思維解決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進行一場又一場激動人心的主流價值實踐。未來，基于平等、平衡和超越，對技術的挖掘開拓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在“人聯網”的社會形態中，與主流價值傳播密切相關的用戶場景、傳播邏輯和產消關系等問題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項目《協同治理視角下網絡視聽新業務綜合治理體系建設研究》(項目編號：GD2038)和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協同治理視角下互聯網企業信息管理社會責任缺失與重塑研究” (項目編號: 20BXW081)的階段性成果（作者顧潔系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吳雪系該院博士研究生）